2016中国经济的亮点与难点

考虑2016年财政与货币政策更加宽松，审计署审计之后，前期拖延项目陆续开工，以及“十三五”开局之年项目陆续上马，笔者以为今年经济企稳是有基础的。

当然，美好愿景能否落地，还需直面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困境，稳增长与调结构目标之间的艰难平衡，新供给改革能否切实落地，以及如何拿捏改革节奏等挑战。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中国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如产能过剩、杠杆率高、房地产库存积压严重、企业融资贵以及金融风险加大等难题做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八降四增两稳（降税负、降“五险一金”、降生产成本、降流通成本、降产能、降库存、降杠杆，城市人口增、财政赤字增、兼并重组增、基础设施增和稳金融、稳增长）的应对之策。

经济新亮点待发掘

著名的拉弗曲线显示，在适度范围内降低税率，不但会刺激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增加政府收入。这样看来，以减税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取代以投资刺激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失为当下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利于调结构的良策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工资上涨与老龄化以及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所下滑，2015年三季度中国GDP跌至6.9％，低于政府目标，而结合更为悲观的发电量、企业利润、货运量等数据，不少质疑甚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或比官方数据更低。

面对经济下行态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行减税降费政策，并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对于中国经济的陈疾可谓对症下药。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虽为中国经济开出“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处方，但是政府对整个经济运行的干预始终尾大不掉。近几年不断依靠政府投资实现“稳增长”更加剧了对政府有形之手的依赖症。2015年，部分因为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完成“营改增”改革并借此实现减税的既定计划被迫拖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代表了稳增长的另外一种选择：降低企业个人的负担，充分调动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活力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著名的拉弗曲线显示，在适度范围内降低税率，不但会刺激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增加政府收入。这样看来，以减税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取代以投资刺激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失为当下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利于调结构的良策。

不久前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长楼继伟明确表示，2016年和今后一段时间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并坚决制止各种乱收费和“过头税”，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有更多可用资金。此外，我国目前的社保缴费占工资总额比重超过40％，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较高水平，部分原因在于弥补社保体系建立之前的历史欠账。笔者以为如果能够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以弥补欠账，也可以降低企业负担，推动劳动者工资上涨，实现藏富于民。

中国房地产市场自2014年遇冷以来，房地产市场投资持续下滑。尽管决策层已经从降低首付与税费、公积金政策调整，以及取消限购等多个方面支持房地产市场，房地产销售回暖，但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使得房地产投资仍然拖累经济增长。同时，房地产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偏低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影响不可小觑。

例如，从消费方面，购房需求不仅会直接影响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家电等房地产相关消费，也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居民消费。而从投资来看，房地产投资约占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0%，且上下游关联产业众多，如涉及到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建筑材料、化学工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对地方政府，特别是三四线城市财政影响较大。如今三四线以及东北老工业城市普遍面临房地产市场高库存的窘境，土地出让收入锐减使得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甚至借钱发工资的现象也屡屡出现。此外，房地产市场是影响金融体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不仅直接影响金融部门对于房地产行业相关信贷的发放，也会因为房地产和土地作为抵押品价值随房价波动而影响金融稳定。

从上述角度而言，三四线城市能否去库存，关系到2016年经济能否企稳。而此次决策层提出鼓励农民在所工作的城市购房，给予适当支持，符合去库存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双重要求。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制定实施1亿非城镇户籍人口在城市的落户方案。

当然，当前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全国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城乡流动儿童超过3500万，鼓励农民购房与落户，必须考虑到向上述人群提供与城镇市民相等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落实并非易事。这其中的资金缺口还需通过更多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才能实现。

另外，注重供给端改革是本届政府经济执政理念中的亮点，经济增长从本质来讲取决于资源条件与制度条件，即充分发挥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的力量，并通过鼓励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就明确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地位，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此框架下，经济工作会议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利于释放新需求；强调制造业升级，也是出于供需不匹配，高端需求充裕而得不到满足，低端制造业存在普遍产能过剩的考虑；另外，放开二孩、加大教育投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等也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释放其对增长的作用；更深层而言，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则是从体制供给的角度，为增长提供新的支持。

笔者注意到部分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加速推进。例如中石油近期宣布整合其旗下的管道资产，为其管网业务拆分和独立做好准备。这符合国有垄断行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天然垄断部门如油气管网成立独立公司并由政府直接监管定价，逐步开放可竞争部门如开采和炼化。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建立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这标志着自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由政府以行政审批的方式决定新股上市的标的和节奏的运营模式将逐步让位于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模式。中国股权融资渠道不畅，二级市场重题材炒作却不重视价值投资等诸多顽疾有望得到根治。

毫无疑问，2015年金融风险有所加大，体现在：一是资本市场经历大幅动荡，年中股灾造成40万亿元财富蒸发，并由于救市不力影响政府公信力；二是“8·11”汇改后，全球外汇市场动荡加剧，人民币短期内对美元显著贬值，为防止资金大规模撤离，央行出手干预，付出沉重代价，外汇储备一年之内从3.8万亿美元降至3.4万亿美元；三是信用违约事件层出不穷。例如由于大宗商品价格走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云南昆明泛亚所出现兑付危机，涉及金额400亿元；四是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背后监管缺失的问题逐步显现。P2P行业杂草丛生，近期e租宝事件显示互联网金融或是下一个金融风险集中爆发的领域。

为防止金融风险，决策层有必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现有金融框架进行调整。对此，当前市场已经有所讨论，但未形成广泛共识。在笔者看来，可以效仿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央行改革的最新经验，或采取超级央行模式，统一金融监管体系。

来自：北京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