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通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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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东临吉林省，南接辽宁省，西面与赤峰市相接，西北和锡林郭勒盟相连，自古就是连接东北、华北地区的交通要冲，是北方少数民族长大、壮大的舞台。有史以来，通辽市就是牧业经济地区，是内蒙古东部区贸易的集散地，通辽市所生产的牲畜、皮张、硝碱等都是通过草原“商路”运往世界各地的；通辽地区也是外来商品的重要输入地，当地居民所需的生活用品，也是通过草原“商路”输送进来的。通辽市重要的交通位置使其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贸易和对外交往的重要区，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一、通辽市“草原丝绸之路”的种类
据目前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显示，通辽地区的古代“商路”（也称“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有六种：即一般商路、贡道、茶路、盐路及鹰路及水路运输。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古代商路”时尔共存，时尔缺少一、二种，但是，它们都与我国古代己知的“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一般商道
一般商道，是指一般生活用品的输入通道，也是通辽地区土特产品的输出通道。它与“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最为紧密，因此，是通辽地区“草原丝绸之路”的主要部分。
（二）贡道
贡道，是历史上各朝代的附属国及附属地区向其宗主国、朝庭纳贡的通道。“贡道”在通辽地区以辽代和明代、清代最为兴盛。由于契丹兴起于通辽地区，这里成为契丹族所建大辽国的政治中心。当时的西域、中亚诸国及周边弱小民族都向大辽国朝贡，朝贡的时间、规模均已形成定制， 周边地区如东北的高丽、中原的北宋、南唐、石晋等都向辽朝纳贡。中亚的大食国、新疆的和阗、龟滋等地都向大辽国纳贡。
在元、明、清三代，“贡道”也未曾中断。元代初期，通辽地区是东道诸王的分封地，东道诸王要向元大都（北京）、元上都纳贡；明代时期，居住在通辽地区的兀良哈蒙古向明朝廷（北京）纳贡。每次都有几千或上万匹马输入朝廷。特别是清代，清政府为哲盟四部十旗规定了“贡道”路线，科尔沁部各旗必须走喜峰口路进京，朝贡规模也是空前的，各朝代的朝贡物品汇集到朝庭后，堆积如山，有相当一部分被朝廷赏赐给附属国或其它各民族，再进入“丝绸之路”流入世界各地。因此，贡道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朝贡过程中，附属国或附属民族往往将当地特产奉送于朝庭，朝庭再以金银珠宝、布匹等回赐，表面看是地方或附属国向朝庭的臣服之举，实际上也是一种物质交换，是一种互通有无的贸易交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贡道也是商道，通辽地区的贡道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三）茶路
茶路，这里专指古代向通辽地区运输茶叶的通道。古代通辽地区各少数民族均喜欢喝茶，所喝茶叶多是砖茶，一些王爷贵族也喝一些名贵茶叶。因为本地区不产茶叶，必须从茶产地输入，一些名贵茶叶要从福建地区经陆路或水路运送到营口再转运到通辽地区。因此，茶路也是通辽地区在辽、金、元、明、清各朝代的一条特殊商路。
（四）盐道
通辽地区不产食盐，盐又是生活必需品。以清代为例，盐道主要有两条：
1、南盐（海盐）运输通道：当时科左中旗东部和南部居民主要吃南盐，南盐运输通道是从营口→叶茂台→新民→到小库伦（今库伦镇）一线。再由小库伦销往通辽各地。
2、湖盐（锡盟东乌旗“客吉淖尔”盐）运输通道：这是一条陆路盐道，主要路线是：从额吉淖尔（锡盟东乌旗母亲湖，东南行）→经王盖庙（今乌拉盖）→林东（巴林左旗）→天山（阿鲁科尔沁旗）→到开鲁。再由开鲁销往周边各村屯。
（五）鹰道
鹰道：是辽代通往东北女真族地区索取海东青猎鹰的通道。大辽皇帝喜欢打猎，打猎用的猎鹰（海东青）都来自地处东北的女真部落，辽朝庭每年都派官员前往女真部落索取海东青，这种运送猎鹰的通道就是辽代的鹰道。鹰道有水路、陆路、冰雪河床兼用的特色。
（六）水路
水路：主要是指辽河航道和勃海航道。在元代，一条是辽河航道，运输繁忙，从三江口沿辽河而下进入渤海 ；再一条航线是经陆路到营口，从营口进入渤海，可到天津、北京、日本，朝鲜等地，这条航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接。

二、通辽市“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与衰落过程
（一） 通辽市“草原丝绸之路”的萌芽与形成
早在8000年前，通辽地区开始有人类活动。5000年前，红山文化、哈民茫哈文化（待命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彼此有所交往。4500年前，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遗址，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器物特征，表明其已经有了与外界交往的迹象。并且已经产生了相应的交往通道，因此这一时期（距今4500年前），可以认为是通辽地区古商道的萌芽期。
到了距今3500年前左右，从库伦旗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在墓主人颈部、口中出土了40多枚中间穿孔的贝壳，穿孔贝壳就是货币——贝币，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货币，（这是通辽地区已发现的最早货币）有了货币就有了交换。因此，在距今3500年前，通辽地区开始有了贸易活动，考古资料证实：这个时期，通辽地区“草原丝绸之路”已经初步形成，当时肯定有一条通往渤海获取贝壳的通道。
（二） “草原丝绸之路”的兴盛
通辽地区“草原丝绸之路”的成熟是从辽代开始的，辽、金、元三代是它的兴盛期。
1、辽代是通辽市“草原丝绸之路” 的重要时期
早在隋唐之际，契丹族在通辽崛起，契丹建国后，通辽地区归上京临潢府管辖，是辽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今天在通辽地区辽代文物丰富。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看：辽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商业发达，西到大食（今伊朗）、和阗、龟滋，东到日本都与辽国有贸易往来。
当时，通辽地区商路四通八达，贸易繁荣。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可知：当时通辽市已经有了固定的商道、贡道、鹰道、茶道和水路运输。
（1）贡道和商道
辽的朝贡贸易繁荣，据史载：当时，“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新彊哈密东北石城子）、甘州、沙州、凉州等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朝贡”。北宋、南唐、石晋、高句丽等等四面八方朝贡不断。贡品有：“（贡）玉、珠、犀、乳香、琥珀、碉砂、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得丝、怕里阿、褐里丝等等。”
考古发掘显示源自中亚的玻璃器、琥珀等在通辽地区均有出土。
近年，在通辽地区发现的辽代墓葬中，出土过很多中亚、中原的器物，如：1986年，在奈曼旗青龙山辽代陈国公主和驸马墓中发现了7件玻璃器。
2003年在吐尔基山辽墓中也出土一件玻璃高脚杯，这些玻璃器皿均来自当时的中亚，即今天的伊拉克、伊朗一带。在陈国公主墓中还出土琥珀佩饰11组共2101件。
这些琥珀也不产于本地，据考证：它们是从欧州波罗的海沿岸输入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吃的西瓜，就是在辽代时，契丹人从中亚回纥人那里引种的。据宋代胡峤在《陷北记》中记载：“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再由辽朝经中原使臣带入中原。
通辽地区发现的上述产品和值物（西瓜）都是通过“贡道”和“商道”等“草原丝绸之路”运来的，当时，有大量通辽地区出产的珍贵皮张通过“贡道”和“商道”等“草原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
在通辽地区还出土过许多中原器物：如金花银器、瓷器、茶叶等等，这些也都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原经当时的南京（今北京）、榆关（今山海关）运进来的，在陈国公主墓中还出土了许多新疆的和田玉器（见图）等等。上述物品都是通过四面八方的“草原丝绸之路”输入的。
辽代南唐时期越窑碗、陈国公主墓出土和田玉鱼、来自唐朝的金花银盘图
（2）鹰道
鹰道是辽时一条特殊的通道。由于契丹皇帝喜欢打猎，四时捺钵（皇帝四季打猎，通辽市科尔沁区在辽代时称广平淀，是辽代皇帝冬天捺钵和接见各地使臣的地点）和畋猎需要猎鹰，海东青就成为他们须臾不可离的“驯服工具”；据《契丹国志》载：“五国（女真部落）之东接大海，出名鹰，自海东而来，故名海东青。” 海东青产自五国（女真的剖阿里国、盆奴里国、奥里米国、越里笃国、越里吉国。五国，即当时的五个部落），契丹统治者打通了这条鹰路，向女真人强索海东青，又 “岁遣使者，称天使，佩银牌自别，每至女真国，遇夕，必欲美姬艳女，荐之枕席（必须让女真部落的女人陪睡）。”
《辽史》“贡鹰道”记载的“鹰路”，是从上京临潢府（巴林左旗）→经扎鲁特旗→前黄龙府（吉林农安）→五国部（黑龙江省）一线。《金史》载：“继而，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叛辽，鹰路不通”，则是正史中最早出现的关于“鹰路”地名的文字记载，也进一步佐证了“鹰道”是客观存在的。
考证得知：通辽地区的鹰路是从辽上京（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出发，经通辽市扎鲁特旗，入黑龙江境内，沿松花江、黑龙江顺流而下（水路），直抵黑龙江入海口鄂霍次克海、库页岛，到达广阔的大海和海岸嵯峨的山岩地带——海东青的故乡。冬天河水封冻，变成冰路，使臣们乘坐雪爬犁前行。
鹰道是辽代一条特殊的商道，实际上也是一条贡道。后来宋朝的徽钦二帝“北狩”时，也是沿着辽国的鹰路到达五国城的。
（3）茶路
契丹人喜欢茶，所饮用的茶和茶制品主要来自南唐和吴赿地区，茶是契丹与五代十国、北宋贸易的主要商品。北宋输往契丹的茶多是饼茶和草茶，但也不乏名贵珍品，如建茶，团茶，乳茶等。这些名贵茗茶多产于建州，故称建茶，建州治所在南唐时的建安，即今天福建省建瓯。
当时，契丹茶道主要有榆关路（山海关）、松亭路、古北口路和石门关路四条通道。
通往通辽地区的茶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榆关路（山海关），从榆关至居庸关（北京）可以行车；二是古北口路，古北口路多是崎岖山道，只能骑马，西北各族往来和军需供应，则用马、驼。在古北口路有驿馆，由民户供给，称“供亿（驿）户”。各地驿传，多随时征调营运，并无固定的制度。
（4）水路运输
在辽代还有水路运输，辽朝海路交通主要通过渤海地区。由南京（今北京）向辽东运粮，当时南京（今北京）东面的蓟州，有萧后运粮河。“萧后运粮河”即是：辽东→塘沽→新苍→燕京（北京）。通过“萧后运粮河”从渤海到辽东，再由辽东把粮食运到辽国中心区域，即赤峰、通辽地区。
综上所述：辽代交通发达，商道、贡道、鹰路、盐路、茶路水路繁荣，商道、贡道、鹰道、茶道和水路运输道路的固定，使辽代成为通辽市“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时代。
金朝是继辽朝之后，女真族（满族祖先）建立的政权，此时，辽代开创的“草原丝绸之路”继续沿用。
2、蒙元时期，通辽市“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
蒙元时期是中外关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东西方陆路经济交往，在“丝绸之路”贸易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蒙古帝国自窝阔台大汗起开始实施“站赤”（驿传）制度，当时主要基于政治军事需要，更是为加强中央对边远地区的控制。“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广设驿站。驿站分陆站、水站两种，以陆站为主。初建时全国驿站约1400余处，至元世祖时代，已超过10000处。国家签发专为驿站服务的站户亦达30万户以上。仅在东北地区，就设立了200多处驿赤（驿站）。驿站体系规模之大，在世界交通史上也是罕见的。驿路不仅一度横贯欧亚，且蹄及中、西亚的察合台、伊利汗国，形成了空前庞大严密的欧亚交通网络体系。
在元代，“草原丝绸之路”是通辽市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与通辽有关的元代驿道是经喜峰口，到位于通辽市的库伦旗驿安站。据《析津志辑佚》载：从北京通往通辽地区的驿路分二条：一条向正北至阿木哥大王府(呼伦贝尔阿穆古朗)；另一条向正东行至驿安（今通辽市库伦旗）。
驿安站位于通辽市库伦旗，当时是一个较大的驿站，属于枢纽站，也是货物中转站，通辽地区的货物都是通过驿安站进出的，然后再由驿安站高各地分送，从驿安站通向各地的道路主要有三条路：一路通向东北及西伯利亚；一路是通西北的外蒙古；一路是通往阴山、天山去中亚和欧州。
蒙元初期，通辽是东部诸王的分封地，表面上看，政治，经济比较独立，实际上和元朝庭联系紧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乃颜叛乱平息后，东道诸王土地均收归国有，统归辽阳行省管辖（有的说是辽阳行省宁昌路），元政府在通辽设立了“折连却呆儿官牧场”万户所，故址在今通辽市科左中旗敖包苏木腰伯吐古城。
折连却呆儿官牧场是元代十四道官牧场之一，直接归朝庭管辖，专为朝庭饲养牲畜，供其使用。当时，这些牲畜要运往元朝中心地区--元上都、元大都和中原地区，都要通过位于通辽市库伦旗的“驿安”驿站。
另外元代蒙古人喜欢喝茶，向通辽地区输入的茶有砖茶和一些名贵茶叶，有的名贵茶是从建州输入的，专门有茶路。
除了陆路运输之外，元代也有水路，蒙元时，辽河航运得到开发，辽河航道从入海口到三江口（或通江口）航运繁忙，通辽地区的土特产（牲畜、皮张、硝碱等）通过辽河航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对接，销往世界各地。元代水路从辽河出发，北可到黑龙江，南可抵朝鲜半岛中部。
可见，从辽王朝兴起，直至元朝灭亡这一时期，是通辽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期和黄金期。
（四）通辽市“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
明清两代，通辽市商业继续发展，“草原丝绸之路”也得到发展
1、明代的“官贸”
明代通辽地区属兀良哈蒙古居住区，明庭在这里设立了兀良哈三卫，兀良哈三卫盛产马匹，当时的贸易是用马匹换取中原的盐、铁、布等生活必需品。贸易形式主要有“官贸”和“民贸”两种。
“官贸”主要是“朝贡贸易”和“马市”，“朝贡贸易”就是用本地区所产蒙古马等土特产品向明朝政府纳贡，然后，明政府回赐给金银珠宝和布匹等生活用品，表面上看是纳贡，实际上也是一种不等价的产品交换，朝廷回赐物品往往比纳贡物品多，朝贡属于贸易的特殊形式。此外，明朝为了与蒙古互通有无，在位于明蒙边境的开原地区开设“马市”。通过马市，双方可换回各自所需物品。
明初，在辽东，最早设立的马市有广宁马市 （义县团山堡），开原女真马市（含镇北关马市、广顺关马市），达达马市（新安关东），抚顺马市（抚顺城东）。明朝后期，又设宽甸马市、爱阳马市（凤城）、清河马市（开原后施家堡）。在上述辽东马市中，开原地区就占其中四个，其中广顺关、镇北关、新安关三马市规模都很大。由此可说，开原地区是明代辽东最大的边贸市场。
明朝的开原，地处九边之端。西北有蒙古兀良哈三卫，东北有海西女真四部，东南有建州女真。开原成了边防要冲之地。然而，明初朝廷在辽东近两千里的边境地区，陆续开设边关边市，增加了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
据《开原图说·控制外夷图》载：“我若闭关，不与通，我布帛、锅口、田器等项，皆彼夷日用所需，彼何从得；彼之牛、马、羊及参、貂、榛、松等货，又何所售。以此论之，弹丸开原，实诸虏（指少数民族）所资以为生。不但开原不当轻与虏（指少数民族）绝，即虏（指少数民族）亦不敢轻与开原绝。此事机也”。
明朝的马市由官府控制，管理很严。市易规定，不许携带武器。“只将马匹并主产货物，赴彼处委官验收入境”。马市必须按规定时日开市。最初规定，“开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开1次”。后又规定，“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16日至22日开两次”。入市者，如持有明朝官府签发的“敕书”，就会得到马市官员的“通关优待”。
辽北的昌图、康平以西大片地区全被福余卫占据，号称宰赛、暖兔等二十四营。福余卫是蒙古“兀良哈”三卫之一（另两卫是泰宁、朵彦）。明时称它们为外卫。福余卫虽属游牧民族，但农业也在迅速发展，需要犁铧等农具，还需要棉布、盐、铁锅等生活资料。他们生产的牛、马、羊、皮革，又无处推销，所以他们要求明朝在开原西境开关贸易。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朝在庆云堡西，又开设达达马市。“兀良哈”蒙古从通辽地区各地出发，经双辽→四平→昌图→开原一线。
2、明朝的“民贸”
“民贸”是明蒙互市贸易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参加交易的人多由蒙汉人民自发组成，除汉族商人、居民外，还有蒙古牧民、低级军官和士兵，有时封建领主等上层分子也来参加。民市有定期和不定期民市，市上通辽地区的皮张、马尾、毯裘、木材、硝碱和中原的铁锅和铁制品主瓜、茄等蔬菜进行交换，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3.清代一般商路
清代，大漠南北驿站相连数千里，战时军需运输、情报传递，平时下达圣旨诏书、上报官吏公文等都靠驿站传递转送，据《蒙古游牧记》载，内蒙古驿路凡五道：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在康熙年间，蒙古大地驿站林立，仅喜峰口一路，经过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扎鲁特、科尔沁、郭尔罗斯、扎赉特、杜尔柏特等20个旗，共19站。
古北口一路，经翁牛特旗、巴林、阿鲁科尔沁、扎鲁特、乌珠穆沁等6旗，共16站。
由北京发往内蒙古喜峰口一线驿站，从开鲁到鲁北每90里有一站，其中西纳郭尔特站就是今天扎旗乌力吉木仁苏木境内的艾林营子，魁苏布拉克站是今天鲁北东南他本庙。因此，清代，通辽同北京的驿路发达，联系紧密。驿路也是商路，也是贡道。一些商人运输货物也是通过驿路完成的，王公大臣们进京时所走的路也是这条。
清代初期，对蒙地实行“封禁”政策，直到乾隆时还明确规定：“口内居住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造例制罪” 。但是，“清政府为了利用喇嘛教麻醉和愚弄广大蒙古人民，对政教合一的库伦旗实行特殊政策，对政教合一的库伦旗没有实行封禁，先开商埠，限于两顷地范围内开放，内地汉人较早地进入库伦进行商务活动”致使库伦地区外来人口增多，商业发展。康熙初年己有汉族商人移居小库伦做生意，康熙末年就己经形成牛马市场，来哲盟的旅蒙行商基本上都以小库伦为根据地进行商业活动，因此，小库伦成为当时哲里木盟（通辽市）的商业中心。
民国和日伪统治时期，铁路修通以后，通辽又成了草原上货物、人员的重要集散地。1943年，日本从科左后旗的一个旗就运走黄牛一万头。民国时期，通辽经营口至渤海的商船就有三千多艘。
清代小库伦的商业还幅射到八仙筒等地，如民国前期，八仙筒第一家商号“广生合”（该商号后来发展成八仙筒镇的最大商号）就是小库伦某商号设立的。从业人数近30人。库伦旗王爷罗布桑林沁也经营店铺，最大的为公玉成，当时为库伦街最大的商号，在海拉尔、沈阳、开鲁、奈曼都有分号，开鲁镇最早的商号“广复兴”、公玉隆都是其分号。
库伦街商铺有一个特点，因当时顾客绝大多数是蒙古族，一般不懂汉语，所以各商铺都有一至几个蒙古族或懂蒙语的汉族店员。库伦街还有行商近百家，俗称“跑驴驮子的”。分两种：一是生意大的，路途远的，要几家联合，他们的销货地点是开鲁、天山、鲁北；另一种是跑单帮的。一家一户赶着一个小驴，驭货跑外做小买卖，他们多在库化街附近活动。
此外，为伦街还有毡房 7家，裁缝铺9家，鞋铺2家、豆腐坊10家，粉房3家，屠宰场1 家。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热河都统廷杰奏清廷的一个奏折中称：库伦“毗连锦义，为奉热互市之场，近来商务繁兴，居民辐辏。”由此可知，当时的库伦商业之繁荣，其影响之深远，远非其他旗县可比。清代和民国初年，通辽市库伦旗形成了商业中心，运输货物的商道是以沈阳为中心，从营口→经奉天→新民→新立屯→过彰武→到达小库伦（今库伦镇）。这是当时的一般商路。
4.清代和民国时期，通辽地区除了一般商路外，还有贡道、盐道和清帝东巡祭祖路等。
（1）清代“贡道”：清代哲里木盟有四部十旗，每一旗都要向清政府纳贡，并规定科尔沁部各旗的贡道是喜峰口，郭尔罗斯等其他各旗“贡道”走山海关。清庭规定“三年一朝贡”，后来由于哲盟所需铁、布帛短缺，急需朝廷赐给，把“三年一贡”改为“一年一贡”，每年把通辽地区的土特产品送往北京，换回铁、布等生活用品，这条贡道有两条，一条走喜峰口进京，一条走山海关进京。
（2）清末民初通辽市的盐道：盐道也是当时的主要商道，主要有两条盐道，一条是南盐（海盐）运输路线，经营口→叶茂台→新民→小库伦；另一条是湖盐运输路线，即锡盟东乌珠穆沁的额吉淖尔（母亲湖）盐。锡盟东乌珠穆沁的额吉淖尔（母亲湖）盐场的盐道共有三条，其中有二条是运往通辽开鲁的，湖盐运输线路如下：
A.额吉淖尔（东南行）→王盖庙→哈拉盖图→哈日根台→彦吉嘎庙（锡盟西乌旗罕乌拉苏木，转东南行）浩尔图→土本畜洲→十三敖包→林东→天山→开鲁。阜新、朝阳、鲁北、库伦是额吉淖尔盐的主要销售点。
B.额吉淖尔（西北行）→西乌旗→林西→（东行）大川、平顶庙→巴林右（转东北）古鲁满汗→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120公里）→开鲁。567公里。（西北行可达外蒙古大库伦）
C.额吉淖尔→喇嘛库伦（东乌旗）→胡稍庙→王爷庙（乌兰浩特。）这条道形成民国末，兴盛于解放战争时期，是各庙联络的勒勒车道。可到达齐齐哈尔，白城子。西哲里木、吐列毛都、突泉、郭尔罗斯，哈尔宾、科左中旗地区。
（3）清帝东巡祭祖之路：清朝还有一条祭祀之路经过通辽地区。清朝祖制：皇帝要躬亲谒陵祭祖、告慰成功。从康熙至道光近二百年间，清帝先后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4位皇帝10次东巡祭祖，以躬亲谒陵祭祖、告慰成功为名，出行东北边疆，行巩固北部“长城”之实。
乾隆帝是满清皇帝中东巡次数最多的一位，他于1743、1754、1778、1783年四次东巡，其中有三次巡狩经过科尔沁草原。1743年8月26日，乾隆皇帝带着皇太后钮祜禄氏、皇后富察氏及随员等共12000多人，经敖汉旗→奈曼旗→扎鲁特左翼旗（今开鲁县一带）→科尔沁左翼中旗。一路上，数百名蒙古王公前来一路护驾，陪同乾隆行围打猎。到达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王府（旧址在今科左中旗花吐古拉镇白音花林场）之后暂停小住，农历八月三十（阳历9月30日），正是他33岁生日，便在达尔罕王府举办33岁生日庆典。在这里，乾隆皇帝龙颜大悦，盛宴蒙古王公。在这次万寿节（皇帝生日）上，科尔沁蒙古王公联合向乾隆皇帝进献了“九龙盒”即九九八十一盒食品。“九龙盒”的喻意在于九字，九是数目字中最大的数，古人说“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蒙古王公以最大的数字向乾隆帝进呈食品，以表示祈祝皇帝万寿无疆，永久统治。乾隆帝三次巡狩经过科尔沁草原之路，也是清际从京城通往科尔沁草原上一条重要的通道。沿途驿站，民舍较多，人员往来频繁，除了官员外，也不乏商人，实际上这条路也是清代的商路。
（五）通辽地区“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
光绪二十八年始，清廷提出“移民实边”新政，实行官局放丈蒙地，进而于丈放地又形成了一些城镇市场，如开鲁，辽源（双辽），通辽等，小库伦商品中心的地位开始衰落。
民国前期，蒙地开放，大量汉人流入，加之铁路的修建，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哲里木盟的商业快速发展。这时的商道主要依靠铁路运输来完成，通辽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衰落。当然，铁路的走向多与草原丝绸之路是一致的。
骆驼车运输队
民国初年的运盐车队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辽市与东西方的联系更加紧密。海陆空联合运输货物的局面正式形成。古老的“草原丝绸之路”最终完成他的使命，被淹没在历史的记忆中。

三、通辽市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一）通辽地处草原深处，牛肥马壮，物产丰盈。这些物产需要外运，也需要换取本地区没有的生活用品，互通有无，是产生商品交换的基本条件，有贸易就必然有贸易运输通道。在草原上开辟商道就成为历朝历代人们的迫切需要，往哪里开辟商路，当然是向商品集散地开辟，有了商道，就有了草原特产的市场，市场就成为了草原特产集散地，通过商道，通辽又成了外来商品的输入区。
（二）通辽地区的商道同“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接，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通过上面考据论证可知，从辽代一直到清朝末年，通辽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向西与龟滋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相接；向北通往外蒙古、西伯利亚；向南通过经彰武、新民、沈阳、入营品，进入“海上丝绸之路”。
因此，通辽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相互衔接的，是我国通往亚欧“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通辽地区的土特产（马，牛，羊，皮张等）通过“草原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同时也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把外地的商品输送到通辽地区（大量的出土文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使亚欧大陆与草原相联系，使东西方经济相互融合。
总之，通辽地区同“古丝绸之路”联系紧密，即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丝绸之路”运输货物的集散地，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复兴“草原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北方草原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从2013年起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辽市研究并纳入“草原丝绸之路”开发体系，将使通辽市成为新时期连接东西方经济贸易大动脉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将使通辽市容入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使通辽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全面提升，为通辽市的高速发展迎来新机遇。
文章转自《中国通辽网》科尔文化 >> 科尔沁文化频道 >> 读书 >> 科尔沁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