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野生动物远一点！检察机关出手，保护生物多样性

小样梅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所有中国人过了一个五味杂陈的新年。此次疫情是继2003年的SARS后新一轮的公共卫生危机。而根据国家疾控部门和专业研究者的初步信息表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与毫无底线的野味贸易不无关系。

痛食恶果的人们，一面仓皇应对，一面不得不再次将目光投注到自身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上。

纵观近些年来暴发于世界各地的夺命瘟疫，传染源皆是携带病毒的动物。野生动物之所以会对人类产生负面影响，源于人类打破了二者之间的平衡。

曾参与过追踪SARS源头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在公开演讲时就说过，“如果我们没有滥用果子狸，食用果子狸，那么病毒从蝙蝠到果子狸再到人的传播链就不会发生，当年的 SARS 就不会暴发”。而要从源头去预防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其实办法很简单，石正丽说，“那就是离野生动物远一点”，远到“杜绝对它们的消费”。

新冠肺炎疫情披露后，1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林草局应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在疫情期间实施最严野生动物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人工繁殖场所野生动物转运贩卖，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严查野生动物销售链条。

1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检察机关结合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开展源头防控。严惩非法捕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行为，注意发现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监管漏洞，积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

1月31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社会法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法律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抗议工作组、首都爱护动物协会6家单位联合建议修法禁食野生动物，建立全面、长效的动物防疫法律机制，有100多家单位联合署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进展，人们拒绝食用野生动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让一直为生态保护奔走的教授吕植感受到了人们对于保护野生动物态度的转变。55岁的吕植是走在中国自然保护前沿的思考者，她有着多重身份，早年以研究熊猫出名，现在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等。

自1985年至今，吕植一直在从事自然保护的研究、实践、能力建设和政策推动。吕植所领导的野外保护和研究项目遍及中国西部的四川、青海、西藏、云南、陕西和甘肃。4年前，因在中国西南山地开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工作，吕植荣膺“生物多样性热点英雄”称号。

疫情期间，吕植先是以公号形式发表《把野生动物贸易上升为公共安全来管理》一文。1月23日，由吕植发起，19名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院所的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提请全国人大紧急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的内容纳入到野生动物利用的条款中。

此外，她还结合一线观察和经验，拟出一份可以立即行动的《从源头管理野生动物利用的具体建议》，供管理和执法部门参考。1月29日，一份由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及其他多家组织、机构发起的《公众对野生动物消费、贸易、立法意愿的调查问卷》在网络上得到广泛传播，旨在收集公众的承诺和意愿。

吕植告诉记者，“此次疫情的发生既是灾难也是改变的契机，我国对中国乃至全球的野生动物消费一直受到诟病。2020年时值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中国举行，如果能以雷厉风行的果断态度和痛定思痛的决心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和相关管理工作，必将塑造良好的大国形象，成为领路者”。

猎食是物种面临的最直接威胁

吕植告诉记者，比起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丧失或是外来物种的入侵等因素，猎食行为已成为目前物种面临的最直接威胁。“很多动物是被吃成了濒危。”吕植说。

她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她开始跟着导师潘文石（中国生物学界泰斗）去到山里做熊猫研究，“那时的河里随处可见娃娃鱼的踪影，有时抓起一条拎着玩会儿再扔回去，乐趣无穷”。但后来不知为何，眼看着河里的鱼慢慢变少了，“不只是娃娃鱼，其他的鱼也少见到了”。后来她知道，人们为了抓鱼，用鱼藤精或灭扫利这样的药物把整条河都下了毒，毒翻的娃娃鱼被人捞上来煮吃，还发生过人也中毒的事情。

禾花雀的命运更是悲催。这种胸前有着亮黄色羽毛的小鸟，曾经的种群数量非常之大，分布在整个欧亚大陆。春秋迁徙季，它们会集结成几千只的大群在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往返。因为不喜欢高海拔山地环境，禾花雀的迁徙过程要通过中国中部和东部的平原地带，取道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到达越冬地。

而这为捕鸟人提供了猎捕时机。根据禾花雀在IUCN红色名录中濒危等级的变化，从2000年到2017年，禾花雀的濒危等级实现令人叹惜的“五级跳”，从2000年的“无危”到2017年的“极危”，禾花雀硬生生被人吃成了比熊猫还珍稀的保护动物，距离从地球上消失仅一步之遥。

吕植说，传说有壮阳功效是禾花雀遭此厄运的原因。而众多被猎杀和消费的野生动物，也正是因为“营养进补”之说沦为人类的盘中食物，实则毫无科学依据。再加上消费心理中“从众心理”作怪，“吃野味”变为一种炫耀文化，这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中“大众畜牧餐厅”的菜单上野味的价格便可看出。

有些物种甚至被吃到需要靠人工养殖，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依据目前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国实施“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但吕植向记者反映，目前国家名义上合法的饲养繁育中心有19000多家，却少有能对保护野外种群做出贡献的。动物保护者们看到的现实是，饲养繁殖场里的动物越来越多，而野外的动物则越来越少。

曾有媒体爆出江西萍乡黑鸢养殖场黑幕，作为猛禽的黑鸢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要子三代以后才可进行交易，且养殖繁育条件苛刻。网传的黑鸢“繁育中心”却是把几十上百只黑鸢关在一个只有水泥地面的棚子里，而这种状态是不会有黑鸢愿意自主繁育的，那里面几十上百只黑鸢从何而来，答案可想而知。

记者调查了解到，野生动物的养殖成本远高于野外收购，真正养殖野生动物的少之又少，许多养殖场办人工繁育许可证，就是为了可以合法收购野外盗猎野生动物，也就是“盗猎洗白”，很多人利用合法的身份进行野生动物买卖。而一旦进入了市场，则很难鉴别来源，这也是一直以来监督执法的难点。由此可见，允许持证经营，显然制止不了非法交易。

据公安部网站披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狩猎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三类犯罪为主，其中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件所占比例最高。大量的野味就是这样通过公开的野生动物市场及地下交易黑色链条，进入到人们的餐桌。在吕植看来，对于野生动物市场监管的持续性、执法的强度乃至立法规定的完整性，都是值得反思和修正的问题。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7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但是，此条的保护范围限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时，该法并没有禁止人工繁育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和其他动物的交易。也就是说，目前的法律是允许部分野生动物进行交易的。但是，数次疫情的暴发都与野生动物交易脱不开干系。

“病原体是不挑剔宿主动物是否受保护的，而恰恰是不在重点保护名录上的动物，蝙蝠、果子狸、旱獭、刺猬……成为动物与人类共患疾病的贮存宿主或中间宿主。”吕植说。

浙江理工大学法治学院教授钱叶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因为‘野生’的特点，很多野生动物并没有相应的屠宰检疫规程。在尚未制定野生动物屠宰检疫规程的情况下允许食用野生动物，就有可能发生人畜传染病”。

对此，钱叶芳表示：“无论是从生态平衡角度，还是从防疫和公共健康的角度，禁止野生动物交易都是合理的。”“况且对生态而言，这些野生动物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熊猫和蝙蝠哪个更重要本来就难以评估。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呼吁保护野生动物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保护所有的野生动物。”吕植说。

王瑞贺指出，野生动物的交易和食用可能造成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重视。从各方面情况看，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状况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相关配套规定没有及时出台、完善，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具体办法、目录、标准、技术规程等尚未及时出台和完善。

二是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不够，对一些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没有坚决取缔、关闭，甚至在很多地方，野味市场泛滥，相关产业规模很大，构成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隐患。

三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并且采用国际通行的名录保护办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补充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加大打击和惩治乱捕滥食野生动物行为的力度。

吕植、王瑞贺等专家学者的忧虑也同时引起了立法机关及大众的注意。据央视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舆论一致认为，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会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重大隐患，急需修法禁止，但全面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需要一个过程。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2月24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回应了大家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关切，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决定明确规定，凡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对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答记者问时表示：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重在野生动物的保护，禁食的法律规范限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没有合法来源、未经检疫合格的其他保护类野生动物。对“三有”类野生动物（即“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和其他非保护类陆生野生动物是否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这是一个制度短板和漏洞。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的舆情和反映看，各方面普遍赞同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生物多样性存在着多种定义

如果把生态系统想象成一面砖墙，物种就是组成砖墙的一个个基本的砖块，当砖块被一块块敲掉，砖墙的崩塌是迟早的事情。

去年5月，联合国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这份由50多个国家的400名世界顶级专家历时三年合力编撰的报告，是自2005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发布以来，对全球自然环境最全面的评估。

该报告明确指出，“全球至少约100万物种濒临险境，其中许多将在几十年内消失。如果人类不采取行动降低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而此前的灭绝速度已经比过去1000万年至少高出数十倍到数百倍”。

警钟面前，人类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减缓生物多样性危机？而地球上如此之多的物种，人类要如何设定目标，保护多少才算合适？吕植认为，这将是在今年中国首次举办的第15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大会（COP15）上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生物多样性存在着多种定义，可见其概念的复杂性。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定义是由联合国(UN)负责制定的，并被写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根据这个定义，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也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而根据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来看，所谓“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1776)所指出的:“人类所有的财富无不来源于自然界”。

作为最早宣传生物多样性概念的人之一，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他2017年11月出版的《半个地球：人类家园的生存之战》一书中提到，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面积需要有半个地球那么大，人类才能拥有一个安全的生存之地。然而现实却远远不够。

当越来越多的物种处于灭绝边缘，人类该如何决定先保护什么，就成了无法避免且必须从中做出的选择。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在非洲刚果盆地的策略是，在这片物种数量非常密集之地，利用反盗猎的巡逻，表面上只保护到非洲象一种物种，但其他很多的生物也会因此而受到保护。此为自然环保“热点”概念的立论基础，即“热点中的热点”。

同样的道理，我国云南于1958年、1980年先后建立了以亚洲象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西双版纳和南滚河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后又为保护亚洲象建立了2个省级和1个州级自然保护区，保护面积共3527.99平方公里。这些自然保护区使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热带森林得到有效保护。

西双版纳野象谷、亚洲象种源繁育中心主管熊朝永告诉记者，在国外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的亚洲象数量逐渐增加，30年间，全省亚洲象数量由150头左右增长至目前的300头左右。

《纽约时报》网站曾报道称，在过去20年里，云南省亚洲象数量之所以翻了一番，这要归功于政府资助的喂养方案、爱护野生动植物的教育努力以及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严格的大象保护法。在中国，偷猎者一旦被定罪就会面临死刑。1995年就曾有4人因猎杀亚洲象、倒卖走私象牙而被执行了死刑。2018年，中国全面禁止商业用途的象牙加工及销售。

法治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地位凸显

除了环保领域的工作者及他们所采取的种种行动之外，作为制度保障的政策法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又是如何？我们先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973年颁布了《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之前被列为“面临威胁”的1370种美国动植物，有40%出现了数量下降，有四分之一实现了新的增长。其中14个物种提升幅度较大，已经被移出濒危名单，它们是绿海龟、大角山羊、黄肩黑鹂等。最重要的统计数字是，虽然有22个物种灭绝，但有227个物种得到了救助。由此可见，在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尚未形成之前，只有通过政府颁布法律才能有效地保护。

我国也不例外，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我国先后申请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东南亚及太平洋区植物保护协定》 《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这些公约表现了我国政府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 ，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我国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在宪法、刑法等法律中都有所涉及。虽然目前我们国家层面还没有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项法律法规，但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月，《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国家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第一部以生物多样性命名的法律，有效地保护了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而从执法层面来看，以检察系统为例，2017年，中国正式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形成了公益司法保护的“中国方案”，在促进依法行政、助力环境资源领域等综合治理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数据显示，2017年7月至2019年9月，中国检察机关共立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118012件，占立案总数的54.96%。通过办案督促治理被污染、损毁的耕地、湿地、林地、草原321万亩，督促清理固体废物、生活垃圾3104万吨，追偿修复生态、治理环境费用34.5亿元人民币。

2019年11月18日，在由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和欧洲环保协会共同主办、云南省检察院承办的“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上，中国检察机关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和支持。

2019年11月18日，由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和欧洲环保协会共同主办、云南省检察院承办的“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在云南召开。（资料图片）

环境治理已成为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和自觉行为。中国检察机关在环境保护中的职能作用，既包括打击环境刑事犯罪，也包括环境资源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检察公益诉讼又可分为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其中行政公益诉讼吸引了国际上的目光。

英国皇室法律顾问、英国首位环境法教授Richard Macrory肯定了行政公益诉讼这一特色制度，他分析了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压力及短板，认为中国方案很好地解决了对行政系统实行监督的问题，展现了中国检察机关在协同多个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解决职能交叉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尤其注重发挥诉前程序保护公益的作用等重要理念也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

例如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检察院2018年10月在审查起诉李晓维涉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中发现，绵阳市邮政管理局未依法履行职责对绵阳天天快递公司进行监督管理，致使李晓维通过快递企业运输、买卖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得逞，因此对其怠于履职进行行政公益诉讼，并对其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绵阳市邮政管理局签收了检察建议并落实整改，分阶段回函报告履职整改情况。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和诉前建议，充分发挥了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在野生动物买卖中的监管作用。

又例如在“外脑”借鉴问题上，遇到野生动物价值确定等专业问题，检察机关注重利用社会力量，寻求各行业的专业建议。比如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检察院对王志利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积极和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协调，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所属省农牧业工程项目咨询中心出具了《2018年偷捕对青海湖裸鲤资源造成损失的评估报告》，确定了捕获裸鲤的赔偿价值。

还有，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检察院在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中，主动联系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咨询穿山甲的生物多样性相关问题，并请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吴诗宝教授提供专家咨询意见，明确了证据标准和补证方向。总的来说，检察机关在监督环境执法、实现环境正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面临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依然十分严峻，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法务部部长黄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日前向检察机关提出建议。她认为，目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具有明显事后救济特征，“过于强调损害结果，不够重视源头预防，是难以有效预防生态损害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林业系统的工作者，黄超建议检察机关可以针对生态保护类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的突出问题探索开展预防性公益诉讼。“现阶段，我国的环评制度还比较缺乏广泛有效的公众参与。因此建议检察机关在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工作时，一旦调查核实环境评价报告内容有重大缺陷或者严重失实的情况，要依法依职权督促审批机关及时撤销环评批复，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是否对该单位重新环评的决定。在行政机关不积极作为、有可能造成公共利益严重受损的情况下，探索提起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

解决保护和发展的矛盾

而如何在保护的同时与人们生产生活达到和谐共赢，这是吕植和她的团队现在正在做的工作。

好的一面在于，目前我国由原住民管理的土地仍占到将近30%，实际上，自然保护区的很多生态好的区域，是因为有原住民的存在而得以保护下来。原住民在他的土地上如何生活、怎样发展，对地球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吕植以“熊猫蜂蜜”为例，为了号召四川关坝村村民保护大熊猫，吕植和她的团队在当地组织村民养殖中华蜂，并通过山水保护中心的平台引进相关商业合作伙伴对蜂蜜产品进行包装、认证和销售。此举竟吸引了村外打工的年轻人返乡，自发成立自己的NGO,并且把关坝村的集体林变为保护小区。

当地林业看到这样的情况，索性就把国有林也让他们来保护，护林资金同时成了他们的一个直接收入，如今的关坝村，正在探索成为自然体验基地。从原来的缺乏保护意识到自觉保护生物多样性，关坝村的例子为人们展示了普通民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

放眼世界，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西米恩高原上，当阿比悉尼山羊数量下降到150头时，是埃塞俄比亚人自己开始恍然大悟，“这种动物对于他们的文化和国家意义重大，他们现在应该采取行动了”。自此，埃塞俄比亚境内自然环保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而阿比悉尼山羊的数量起死回生般从150头增加到现在的600多头。

这些案例都在揭示，由促发内在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一能够长期具有效益的方式，且它是可行的。毕竟当我们谈论生物多样性的时候，实际上关心的还是人的问题，倘若共识达成，在经济高速发展之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绝非是幻想之事。（方圆微信公众号 毛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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